杨朝清

家住湖南常德市的小徐今年刚满24岁，是一名幼师；近日，小徐的母亲安排了一场相亲，她爽约了。由于家里催得太急了，小徐写下一份“结婚保证书”，两年内嫁不出去就露宿街头。（3月9日《三湘都市报》）

当“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和浮躁、焦虑的社会心态联袂登台，剩男剩女成为亲人们眼中的“老大难”。不论是“25岁剩女”的标签论，还是上海等地的“白发相亲角”，抑或“结婚保证书”，都不过是情感焦虑的一种产物。

在婚恋进入的问题上，人们既要遵循身体、相貌等自然属性，又不得不受择偶标准、婚配模式等社会属性的影响。催婚乃至逼婚的背后，投射着社会变迁的集成影像。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分化的利益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引发了父母们的集体性焦虑；明知婚恋是子女自己的事情，许多父母却在家庭观念的驱使下，给子女戴上“紧箍咒”。

知名社会学家佟新认为，有些剩女之所以“剩”，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好，而是因为她们的情感需求过于美好，无法商品化。可是，在消费社会，人们已经难以获得和享受“纯粹”的情感生活。究其原因，在商品化中人们失去了表达情感的手段和能力，因为所有方式都是物化的、商品化的。在一个经济元素越来越多地嵌入到情感生活的时代里，婚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门槛。伴随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不同的人在婚恋市场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机会和待遇。

“结婚保证书”看似决绝，实则充满无奈，说到底只是子女对父母催婚压力的一种回应策略。在许多父母看来，子女之所以成为剩男剩女，就是因为他们婚恋观存在偏差或者缺乏意愿；“结婚保证书”让父母看到了女儿的决心和勇气，让女儿暂时摆脱了催婚的压力，然而，“结婚保证书”能否从愿景照进现实，也依然受到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

对美好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需要和利益诉求，只不过，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社会中，尊重子女的个性化的婚恋观，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是“中国式家长”面临的现实考题。如果操之过急、揠苗助长乃至“越俎代庖”，婚恋焦虑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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