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中只有男性才可以传承姓氏，延续香火，因此新生儿出生后取名字基本都会随父亲的姓氏。
不过，在安徽省长丰县新生儿若随母亲姓的家庭，可获得1000元奖励。目前，该县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已经有30户新生儿家庭主动申请了新生子女随母姓。 这年头读情感类杂志，隔三差五都会看到像《“孩子跟谁姓”惹得夫妻闹离婚》这样的新闻。
据说，女方之所以热衷于争夺小孩的“姓氏权”，是因为“追求男女平等”。而现在，居然连地方政府也掺合到这场“平权运动”中来，并且还自称“卓有成效”，这就不能不令人对男女平等的本质和实现路径来一番重新梳理。 诚然，淡化重男轻女的观念的确能促使男女性别比的平衡，但长丰县男女比例由130：100下降为114：100是否拜“姓氏改革”所赐，却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实证研究。
而且，根据经验，如果随母姓真有那么大的人口纠偏作用，那么是不是说，只要今后全中国的新生儿都跟随母姓，中国男女失衡的情况就可以解决，甚至出现女多于男的情况呢？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回顾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新生儿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从来都不是平权运动的核心问题，甚至不少国家至今还保留着“出嫁后随夫姓”的习惯。比如那位叱咤国际舞台的希拉里·克林顿女士，不就是随了夫姓吗，但谁能说希拉里是个保守的传统女性？美国社会的男女平等程度不如中国？
可见，上述说法过度夸大了姓氏的作用。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真正影响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男女平等程度的，其实还是相关法律及制度的安排。比如，切实保障女性作为社会成员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充分顾及女性的生理特点和哺育后代等因素，给予其相应的特殊权利。然而就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不仅在求学、就业上存在各种针对女性的或明或暗歧视，而且女性生育以及在公共场所哺乳等权利也常常得不到保障。
换言之，正是因为这些基本权利上的性别不公难以撼动，才使得许多女性转而去关心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比如孩子跟谁姓，男人是否干家务，只是长此以往，势必将女性的平权运动引向歧途。而能够扭转这一势头的，恐怕也只有政府了。
现在可好，作为性别平等项目试点县的长丰县政府，不是去想如何在制度和现实层面推进男女平等的实现，却操心起了孩子跟谁姓，实在是有些轻重颠倒。 站在公权力使用的角度，新生儿跟谁姓乃每个家庭的私事，政府岂能动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这不仅是不务正业，更有浪费公帑之嫌。
其实，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更无需花政府一毛钱，只要全面开放二胎，这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放着现成的办法不用，却去搞什么“随母姓奖励”，这样的改革只能用来两个字来形容“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