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金归属问题为何复杂化 假如你在宋朝挖到一块狗头金

　　最近新疆有位牧民，与朋友到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县“合伙探金”，结果撞了大运，一日“他像往常一样在青河县境内一处矿区转悠，突然看到地面上裸露着一块黄灿灿的东西”，捡回家才知道这是一块极贵重的“狗头金”，重量接近8公斤，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发现的最大一块“狗头金”。

　　但这位牧民且慢高兴，因为有律师跳出来说，应该组织专家对金块“进行鉴定，确定是否属于天然矿产或文物;如果属于矿产或文物，则需要上缴国家”。我知道，中国的《矿产资源法》与《文物保护法》确实规定“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与“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但牧民捡到的“狗头金”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属于文物;那么它算不算“矿产资源”呢?我认为也不能算，因为“矿产资源”显然指复数的矿藏，而非单个一块石头。

　　还有一名“法理学学者”大约根据《民法通则》的条文，也认为这块“狗头金”当属国家所有，“因为发现、得到于国家的土地之上，其所有权关系应当是明晰的，并非必然的谁发现就应当归谁”。《民法通则》确实有这么一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所谓“隐藏物”，即不易被发现、隐蔽的财物，将“狗头金”纳入“隐藏物”，大致是说得通的。然而，现行《民法通则》将无主物收归国有的规定，是否符合现代国家通行的物权通例呢?又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法精神?

　　宋朝法律如何规定“埋藏物”的归属

　　让我们假设，如果宋朝人发现了一块“狗头金”，当时的法律又是如何划定它的物权归属的呢?

　　宋朝的文献资料中不乏发现“狗头金”的记录，如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说，北宋政和年间，“长沙、益阳山溪，流出生金数百斤，其间大者一块至重四十九斤”。山溪流出“狗头金”，被当时的地方官当成“祥瑞”，献给朝廷。不过这块“狗头金”为何人发现，又如何到了官府手里，《齐东野语》并未交待清楚。不过，按照宋朝的立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平民如果是在公地或自家田宅发现“狗头金”，它毫无疑问将归发现人所有，官府可以出资购买，但不得无偿征收。

　　今日《民法通则》中的所谓“埋藏物、隐藏物”，宋人称之为“宿藏物”。《宋刑统》与《宋令》都非常明确、细致地划分了“宿藏物”的物权归属。请允许我将相关法律条文抄录下来——

　　一、“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

　　二、“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若有隐而不送，计应合还主之分坐赃论减三等罪，止徒一年半”;

　　三、“藏在地中，非可预见，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即发现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

　　四、“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不合得分”;

　　五、“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隐而不送者，即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这些条款见于《宋刑统》，《宋令》也有类似立法：“凡于官地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与地主中分之;若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直。”

　　根据上面援引的法律条文及宋人的立法精神，我们可以确知，在宋代，一件被发现的“宿藏物”应当归谁所有，将取决于这件“宿藏物”的所在地点，以及它是否属于“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的珍稀文物。

　　——如果平民在自己的土地、住宅或者公共田宅中发现了“宿藏物”，那么“宿藏物”的物权将归发现人所有;

　　——如果在他人的田宅发现“宿藏物”，则“宿藏物”的物权由发现人与业主均分，倘若发现人不归还业主应得的那部分收益，则按盗窃罪减三等论罪，以发现人应交还业主的那部分收益计赃;

　　——如果在已经租赁出去的公地、官宅发现了“宿藏物”，则由发现人与承租人均分“宿藏物”;

　　——如果发现“宿藏物”的田宅乃承租自私人，由发现人与业主共同享有“宿藏物”所有权，承租人如果在发现“宿藏物”的过程中未出功力，将无权参与分配。

　　——如果发现的“宿藏物”是珍稀文物，则必须报官，当然官府不能无偿征收这件“宿藏物”，而是要按“宿藏物”的估价掏钱购买，发现人如果“隐而不送”，同样按盗窃罪减三等论罪，以发现人得到的“宿藏物”价值计赃。

　　可以看出来，宋朝政府对于“宿藏物”物权归属的立法，采取了“先占取得”的原则，承认并保护发现人的物权，同时兼顾“宿藏物”所在地的业主的权利，政府不与民争利，即使出于保护珍稀文物之目的，要求“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政府也要向发现人支付价钱。

　　在洛阳买房补交“掘钱”

　　由于国家法律承认并保护“宿藏物”发现人的权利，宋朝洛阳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住宅交易惯例：“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凡未经挖掘的宅第，如果你想盘买下来，业主会要求你补偿一笔“掘钱”。为什么?原来洛阳为前朝古都，居住者非富即贵，“地内多宿藏”，往往一挖就能挖出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埋下的财物。

　　曾有一位姓张的宰相，“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钱都谈好了，但卖家临时又提出要加“掘钱”千余缗，否则房子就不卖了。张宰相对这宅第志在必得，只好同意多掏这笔“掘钱”。大家都认为张宰相太傻，被宰了，花了冤枉钱。谁知张宰相在翻修宅第时，真的从地下挖出一个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缘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打开石匣，里面有“狗头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买第之直”，“不差一钱”。换言之，张宰相白得了一套宅子。

　　这一故事记录在沈括的《梦溪笔谈》。沈括记载此事，本意是想表达一种“数已前定”的宿命论。但我们不妨从社会史的视角来解读这个故事：如果宋朝法律不承认发现人对于“宿藏物”的所有权，张宰相挖到的金子能合法地卖出去吗?洛阳能形成“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的交易惯例吗?显然不可能。因为你挖到的财物如果悉数被政府收为国有，必不可能影响房产交易的价格。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宋朝关于“宿藏物”所有权的立法，继承自唐朝法律，只是比唐朝立法更为详尽。《唐律疏议》规定：“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唐令》亦规定：“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他人地内得者，与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其值。”可见物权立法在中国其实源远流长，许多人认为中华法系没有民事立法传统，显然是偏见、成见。

　　明王朝对“宿藏物”的物权立法，出现了退化，《大明律》规定：“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法律不再区分“宿藏物”所在地的产权区别，一概将“宿藏物”归发现人所有，显得比较粗糙;而“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则没收入官，不再向发现人支付价钱。不过，明清法律对“宿藏物”物权归属的划定，大体上还是遵循“先占取得”的古老惯例。

　　“先占取得”原则的西方法律渊源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关于“无主物”所有权取得的民事立法，也都采用“先占取得”的原则，比如德国的《民法典》规定，“每一个自主占有人都可以先占无主动产”，“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权人的物，并因发现而占有该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另一半归属于宝藏埋藏所在地的物的所有权人”。这样的法律条文与立法精神，跟我们前面引用的宋朝律法几乎如出一辙。

　　“先占取得”的物权原则，在西方也有着古老的法律渊源，古罗马法就是这么规定的：“某人在自己的地方发现的财宝，被尊为神的阿德里亚奴斯遵循自然平衡，把它授予发现人。如果它是某人在圣地或安魂地偶然发现的，他作了同样的规定。但如果它是某人在并非致力于这一业务，而是出于意外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地方发现的，他将一半授予土地所有人。”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对“宿藏物”归属权作出了类似的划分，并不是偶然。从法理上来说，无主物所有权的“先占取得”原则，乃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承认。所谓无主物，我们视其为造物主给予人类的恩赐，人类获得造物主的恩赐，自古便以“先占先有”为通则。

　　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不承认无主物所有权的“先占取得”原则，将“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确定为“归国家所有”，只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埋藏物、隐藏物”发现人的权利作出有限的保护：“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如果你证明不了你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产权属于自家，对不起，它只能上缴给国家。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认可无主物的“先占取得”原则，于是，当有人捡到价值不菲的“狗头金”，或者挖出价值连城的乌木时，总是要引发“归谁所有”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