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罪废除法律细化不能止步

　　连日来，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废除“嫖宿幼女罪”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此前媒体报道，四川邛崃两名男子与组织卖淫者介绍来的13岁幼女发生了性关系。一年前，邛崃检察院对这起嫖宿幼女案，在全国首次以强奸罪提起公诉，经过一年的审理，邛崃法院作出判决，在国内首次对两名嫖宿幼女的嫖客以强奸罪判刑，并从重处理，分别判两人有期徒刑5年。舆论也认为这项判决与社会呼吁和最高法对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表态相互呼应，由此看来，嫖宿幼女罪不但已经名存实亡，从刑法中废除也只是个层序问题，不会有任何悬念。

　　嫖宿幼女罪该不该废除，平心而论，从保护和关爱幼女以及儿童权益最大化的角度，为使性侵幼女的犯罪行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嫖宿幼女应当按照强奸罪论处，废除嫖宿幼女罪既符合民意，也符合法律惩恶扬善的规则和宗旨;然如果纯粹从法律公平的角度来看，嫖宿幼女和强奸妇女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给受害者造成伤害后果也有很大差异，人们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除了出于对幼女的特殊关爱和保护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嫖宿幼女容易人为与强奸罪造成混淆，再加上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量刑差距过大，使得一些强奸犯罪容易通过某种渠道来达到“重罪轻判”的目的。

　　不只是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这种细化的罪名因为“相近”而容易人为造成法律漏洞，导致某些重罪轻判，事实上在我国很多法律条款中的“粗线条”不仅很多，由此而带来的同罪不同判甚至重罪轻判现象，远比前者所形成的弊端要严重许多，这在刑事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中几乎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以受贿罪为例，按照刑法规定，原则上是受贿10万元人民币以上，量刑起点从10年有期徒刑开始，但受贿超过10万元以上，量刑的幅度就很“模糊”，受贿百万元和受贿千万元以上，量刑的幅度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而随着社会和法治文明的进步，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案例骤减，受贿犯罪的最高量刑无非就是“死缓”，而“死缓”基本上就是无期徒刑的代名词，这意味着受贿数百万与受贿数千万甚至上亿的经济犯罪，最终可能只会受到同样的惩罚;非但如此，有受贿10万判刑10年的“硬杠杠”，更意味着受贿10万元与受贿百万元也可能受到不低于10年有期徒刑的同样处罚，这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也并不鲜见。

　　由此可见，从完善法律的角度衡量，我们的法律需要细化，只有细化和便于明确操作的法律条款，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公平，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非常成功的案例，1979年，在新中国第一部正式颁布的《刑法》中，把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统称为“流氓罪”，最高量刑甚至达到死刑，多项行为一种罪名，使得流氓罪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逐渐成了一个框，甚至把本属于一般道德范畴的行为也以流氓罪被追究;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中，流氓罪被彻底废除，转而细化分解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实践证明，这一废除与分解细化不仅标志着我国司法进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更具科学和规范，同样是从强奸罪中“分解”出的这一“嫖宿幼女罪”为何会饱受公众质疑呢?其实，这并不是法律细化的错，而是该分解细化的我们没有分解细化，比如行贿受贿超过10万元以上的犯罪量刑，而不该分解细化的、与社会实际相悖的，我们却偏偏进行了分解和细化，嫖宿幼女罪只是其中之一，在受贿罪中，饱受法律界人士质疑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作为受贿罪定性的“附加条件”等，这些“细化”尽管看起来也有道理，但由此所造成的司法弊端更是显而易见。

　　“嫖宿幼女罪”应当废除，但对某些“粗线条”的法律条款进行科学的分解与细化不能止步，实际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给法治明确了方向，对法律的修订也只是“技术”上的完善，保障司法公正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明确可操作的法律条款，法律既要科学分解细化，又要保证泾渭分明，让法官易于操作，让公众清晰明了，少些弹性和模糊空间，司法判决才更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