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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