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高考舞弊案

　　是什么让有组织的替考行为有了生存土壤?

　　根据曝光细节，相关替考者持有的考生“身份证”“准考证”都具有替考者本人的照片，而这些由“上线”提供的证件，基本信息竟然也存在于教育考试院的系统中。仔细推究，如果不是电脑“黑客”所为，那么在考生信息录入、核验的某些环节，很可能有“内鬼”埋伏。

　　高考替考事件近几年频繁发生，去年高考期间，河南省就曝出替考丑闻，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从当地的调查看，如果没有当地有关部门内部人员参与到替考中，为替考者提供办理学籍、身份证、准考证的便利条件，为替考者放行，替考很难这么大规模发生。

　　综观业已曝光的信息，这次替考行为组织十分周密、风险控制非常严格，俨然有丰富的经验作支撑，绝非一日之功;如此瞒天过海、暗度陈仓，该替考组织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也令人惊叹。正是当地存在高考组织、监管等方面的漏洞，在分数、金钱等诱惑之下，一条隐于高考洪流之下的利益链，有了生存土壤。

　　当居于供求两端的“不差钱”考生、“想挣钱”大学生，被实质上起中介作用的替考组织联结起来，看上去三方各得其所，并无直接受害者。但是，只要有一名替考者最终得逞，就意味着变相剥夺了另一名考生受教育的权利。在此过程中，社会的公平与诚信被消解，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是成本负担者和最终受害者。

　　记者进行卧底调查，甚至作为“枪手”进入高考考场的做法，是否合法?有人认为：为了所谓“揭黑”，就使用了违法手段，这有违程序正当要求;也有人认为，这是用“实质正义压倒了程序正义”。

　　在这里，得说明几点情况：首先，参与卧底的记者已明确表示，卧底暗访行为之前是向警方报备的，并非一些人揣测的故意逞能。其次，虽然高考舞弊广受诟病，但依“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现行法律并未将替考本身定为犯罪，替考一般按行政违法处理;而高考舞弊的组织者，一般按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进行刑事追究。

　　此次记者的卧底，虽然参与了高考舞弊的过程，的确危害了“高考管理秩序”，但这种“危害”相当有限，几乎没有受害者，它没有造成考场混乱，还因及时曝光揭出高考舞弊的黑洞，保障了公众知情权，也使教育、公安部门及时介入，打击了舞弊犯罪，也避免了舞弊者被不公地录取，提升了高考的社会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