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新京报6月25日报道 1997年7月15日,十八年前那一个燥郁的夏天,音乐圈中已声名鹊起的女歌手罗琦被带进位于浦口区的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作为国内娱乐圈中第一位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此事曾一度轰动全国。对于罗琦本人,南京这段经历毫无悬念地成为其人生中不可回避的转折点。
无巧不成书。“树生长的声音——2015罗琦全国巡回演唱会”南京站确认,恰逢国际禁毒日6月26日。于是以此为契机,在多方配合下促成了此次罗琦于6月23日回到了那个她曾经待了三个月的坐标——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再次见到了当年接收她的管教民警。当日,略有拘谨的罗琦颇具感慨:“坏事变好事。戒毒所的经历是我为当时犯的错误应该付出的代价。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那次人生转折,也许就不会有我现在的发展,包括参加《我是歌手》和签约树音乐公司、做全国巡演。所以我对在南京的经历特别感恩。喜欢这种自己掌控自己的感觉。”
就让我们以18年后的这一天为原点,跟踪镜头,借用三个画面来重新认识那个“选择坚强”、喜欢唱歌的罗琦。
【三幅画面】
涉毒时
知道会被玩儿死,但就是不戒
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毒品,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它总能削弱我的意志,让我的思维模糊。在我决定一辈子从事摇滚之后,某种思想就不知不觉进入了我的脑海。在国外,摇滚乐总和大麻、鸦片、海洛因联系在一起,大概是那种疯狂的感觉暗合了舞台上恣肆的极致吧。那可能是十九岁之后,我住在留学生楼,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思想,在与不同国家学生交流的同时改变了我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那时候自己像一块海绵,吸收到不同的信息。开始觉得什么都想去尝试一下,时逢眼睛也出了状况,所以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于是某个晚上,在朋友的房间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毒品。第一次的感觉,我已经忘了,我只记得平安度过第一次后,我很快进入到了上瘾的阶段,耳朵似乎变得敏感,听音乐的时候每个声部、每个音符都听得很清楚,甚至会在眼前浮现画面。有人说吸了之后会成为更好的音乐人,写出比老崔和《选择坚强》更好的歌词,但那是假的。后来专家告诉我,这是某种轻微幻视,让身体的两种感官错乱。那段时间,我很疯狂。并不是表情上、语言上能表现出来的疯狂,而是内心里情不自禁的,难以摆脱的某种东西拖着我,让我像坠入深渊一样,离正常越来越远。
很多朋友劝过我,也听过有人飞大了卖家当,玩儿死了的故事,其实我什么都明白,但就是不能戒掉。那段时间我已经声名鹊起,演出费不算少,但总是很快就能花完。有了这项可怕的开支,更是变本加厉,甚至放下面子到处借钱。有一次,京哥(王晓京)帮我联系了一个温州的演出,是个大拼盘,后来两场改成一场,大家都把机票改到次日回京。而我当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身上没货了,所以必须回北京。因为温州当日没有回北京的飞机,我就买了从南京转机的票。不料夜里毒瘾发作,眼泪鼻涕一起下来,我冲出饭店,随便上了一辆出租车。警察局很快接到了司机的举报电话,我被带了回去。几个小时的审讯,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身体毫无知觉,精神濒临崩溃。第二天,他们只好把我直接送到戒毒所,说“这是一个歌手,好像还挺有名的”。
戒毒中
一句原谅,让我决心好好吃肉、好好戒烟
戒毒所所长大概听过我的歌,或者,听说过我这个人,所以对我有点照顾,很快给我实施了昏迷治疗法,给我注射了不少麻醉剂以及特殊药剂,让我三四天无法醒来。等到终于醒时,我发现四肢根本无法动弹,身体极其虚弱,像一张纸片,连开口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谢天谢地,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瘾了。所里看我的精神和体力慢慢在恢复,就找人来跟我谈心,问我的经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是警察开的,是强迫性的戒毒所,完全是军事化的。
那三个月里,我们每天跟教导员说话,还得先喊一声“报道”,早上六点就要起床,叠被子,喝一碗粥,吃两个白馒头,然后开始做手工活,像监狱一样。我们是流水线工作,活儿一般是钉钉子,给塑料小鞋的两边穿上孔,我负责钉那两下,每天挥动小锤子无数。一点睡午觉,四人一个房间,两点钟开门,可以到小院子里放风,再开始手工活。五点半晚饭,自由活动,八点半锁门,九点半关门。最让我受刺激的是早上,管教喊谁谁谁要走了,谁谁谁可以离开了。他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让我听着。
据室友们说,昏迷治疗法只需要一次,我已经从根上没瘾了。我无精打采地说,“是吗,那太好了”。然而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感觉像丢了什么,我就坐在门口,房间的木头门可以打开,外面的铁门锁着。像动物园的笼子,我看着外面,看着月亮。想得最多的是,我还能不能拥有我的舞台和我的音乐。
一个月之后,教导员突然告诉我,有人来看我了。我吃惊地跟他走到接待室,看见了戴着墨镜,一脸风霜的京哥,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他说,希望我这次痛下决心,戒掉它。我说,我会的。后来佳音公司音乐制作人也来南京看我,说负责我的Corry(蔡惠玲)讲“让我好好待着,出去以后好好做音乐,不要担心,什么都没有改变”。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我心安的呢?因自己的选择而坠入深渊的懊恼,以及怕不被大家原谅的担心逐步化解。我开始踏踏实实地睡觉,决定好好钉钉子,好好放风,好好吃肥肉,好好戒烟,踏踏实实扛过三个月,出去以后好好唱歌。直到那一天早上,管教突然喊我的名字。我习惯性地大喊:到!管教和所长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可以出去了。我冲进房间,把早就准备好的包一把拎起。当我跨过那道关了我三个月的铁门时,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可以大胆地重新开始。
临走前,所长给了我一个大口袋,我才知道这三个月收到了一千多封歌迷的信,大家的文字非常深情。我在酒店里看着这些信,手发抖,泪流满面。
现在时
如今和我提“毒”,什么感觉都没了
新京报:在重访戒毒所的对谈中,你说到关于吸毒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不需要多说什么,自己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站出来面对又一次的过去?
罗琦:因为当时决定要到南京开演唱会。在安排巡演时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就是碰巧,公司自然地把这个事情推动、落实了。其实我心理上是不太想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不想面对,也不是怕尴尬。而是有这样一个动作发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解读。我不想被误解,因为我的出发点是非常干净、简单的。
新京报: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段经历是否还有过再进一步的思考?近年来娱乐圈中又出现了很多与吸毒相关的案例,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罗琦:它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了。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不是说这中间我曾经又怎么样过,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就算是别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把我扯出来,而我对之就只是一笑而过。不管是褒义、贬义,什么样的说法,它真的是离我太远了。已经是没有什么感觉了。
新京报:很好奇戒毒成功的关键点是什么?
罗琦: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确认的。只能是分两个层面,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如果你的身体不再有瘾,那么你就可以随时重启。至于心理上这一关,则要靠自己,靠身边的朋友以及生活环境。就我个人而言,身边人对我的态度,和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占了很大的成功因素在里面。如果身边人是没有道理的,不公平的,歧视的态度,我可能还会犯傻地倔强下去。所幸我的身边人都当我是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犯人,用爱来保护我。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力量,修复你的自信。我觉得自己会做傻事,多数是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时,就回去找事情做,比如离开这个国家,换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每天都很忙,脑子别停下来,自然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新京报:在戒毒所时,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说是因为“我发现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才决定改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又喜欢上自己的。
罗琦:自己的意志,自己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自己不愿意,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去做。当你不能自控的时候,一次次对自己失望,那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做到了,当我看到我又再一次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时候,就重新找回了那种快乐。这个状态的改变就发生在我在德国的期间,越戒越开心,就根本不想了。
新京报6月25日报道 1997年7月15日,十八年前那一个燥郁的夏天,音乐圈中已声名鹊起的女歌手罗琦被带进位于浦口区的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作为国内娱乐圈中第一位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此事曾一度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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